临淄城的繁华喧嚣，与薛邑的井然有序截然不同。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空气中弥漫着帝都特有的、混合着权力、财富与学术的复杂气息。孟尝君的车驾并未引起过多围观，毕竟在这齐国都城，公卿贵胄司空见惯。然而，当车队径直驶向那座闻名遐迩的稷下学宫时，无数道探究、审视、乃至带着几分看好戏意味的目光，便聚焦了过来。

稷下学宫，并非一座孤零零的宫殿，而是一片规模宏大的建筑群，亭台楼阁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，潺潺流水环绕其间。这里没有高墙壁垒，气氛开放而自由，但无形中弥漫的学术威压，却比任何宫墙都更令人心生敬畏。今日的学宫中心辩场——一座可容纳数百人的环形大厅，早已座无虚席。不仅有稷下先生、各国游学之士，更有许多闻讯而来的临淄官员、贵族，甚至不乏其他诸侯国的使者隐匿其中。一场看似学术的辩论，因其主角的特殊身份，早已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。

孟尝君一行人被引至主宾席落座。项云作为首席智囊，身着特意准备的、符合士人身份的深色儒服，安静地坐在孟尝君侧后方，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。他看到了许多在史书上留有名字的学派代表人物：有道家者流，清瘦矍铄，眼神淡泊；有法家之士，面容冷峻，嘴角紧抿；有儒家门徒，冠带整齐，神情肃穆；更有名家辩者，眼神灵动，跃跃欲试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引而不发的紧张感。

学宫祭酒致开场辞后，论辩正式开始。主题“当世之务，何者为先？”被抛出，立刻引来了争先恐后的发言。

首先发难的是一位法家学者，他径直将矛头指向孟尝君：“当世之务，首在强公室，杜私门！养士数千，聚于封邑，财货自专，甲兵暗藏，此乃田氏代齐之旧事复萌也！何者为先？当先削藩强干，使权归于一！”言辞犀利，毫不留情，直指孟尝君权势过盛，威胁中央。

场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看向孟尝君。孟尝君面色不变，并未直接回应，而是微微侧身，示意项云。这是事先约定的策略，由项云主辩，孟尝君在关键时刻定调。

项云从容起身，先向祭酒和诸位学者施礼，然后不疾不徐地开口：“先生所言‘强公室’，其志可嘉。然云有一问：强公室，凭何而强？空有法令，而无贤才执行，法令岂非一纸空文？府库空虚，而无良策充实，强干岂非无源之水？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众人：“薛邑养士，非为虚名，实为求才以务实。士有类别，才有所专。有善农者，教我民增产粟帛，此非强齐国之本乎？有善工者，制利器以便民用，此非富齐国之基乎？有通商者，聚财货以充府库，此非强公室之需乎？薛邑所聚之财，每一文皆录于账册，所用之度，皆为养民、备患、乃至供奉临淄。若将此等求才务实之举，简单等同于‘树私门’，岂非因噎废食，未见其利，先惧其害？”

项云没有纠缠于权力归属的敏感问题，而是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“人才效用”和“实际贡献”，用薛邑已经取得的实效来反驳“谋私”的指控。他接着抛出了一个更深入的观点：“况且，云以为，当世之务，首在认清‘大势’。战国竞雄，犹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列国皆在变法图强，秦有商鞅，楚有吴起（虽败犹显其志）。齐若固守旧制，空谈礼法，恐非强公室，实乃弱公室之道也。薛邑之试，不过是在不违齐法之下，探索一条富民强兵之新路，其所获之利，最终皆可惠及整个齐国。此乃‘郡县’与‘封邑’共强之道，而非零和博弈。”

这一番话，将薛邑的实践纳入了战国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中，提升了辩论的格局，也暗示了保守可能带来的落后风险。

一位儒家学者立刻起身反驳：“项先生所言务实，固然不错。然则，治国平天下，岂能只重功利，而轻仁义道德？昔孔子曰：‘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’。薛邑虽富，然盐铁之利尽归官府，与民争利，岂是仁政？长此以往，民心不安，国基动摇！”

项云早已料到会有此问，淡然回应：“先生引圣人之言，甚当。然云窃以为，圣人所谓‘均’与‘安’，并非静态的平均与绝对的安定。当百姓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之时，空谈‘不患寡’，无异于纵容贫穷。薛邑平抑盐价，使人人得食洁盐；改进农具，使户户有望丰收。此非‘争利’，实为‘创利’与‘均利’。让大多数百姓生活得以改善，此正是最大的‘安’！若坐视豪强盘剥，贫者愈贫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均、不安之源。仁义道德，需建立在百姓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，否则便是空中楼阁。”

他将儒家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，赋予其务实的内涵，强调发展才是实现仁义的前提。

这时，一位名家辩者跳出，以其擅长的逻辑诡辩发难：“项先生高论，然则，如先生言，人才为重。然何以辨人才之真伪？薛邑三千门客，岂能尽皆贤才？若滥竽充数者众，岂非徒耗钱粮？此乃‘名’与‘实’之辩也！”

这个问题极为刁钻，直指门客制度的弊端。项云却微微一笑：“先生问得好。辨才之难，古今同理。然我薛邑，正尝试解此难题。我等不唯‘名’是举，而重‘实’绩考核。设‘风林火山’四科，依各人所长，分派职事，以成效论赏罚。能解难题者，虽出身微末亦重用；徒有虚名而无实绩者，虽声望显赫亦汰之。此正是力求‘名实相符’之道。譬如医者，不在其能否背诵医经，而在其能否治病救人。薛邑所求，正是能‘治病救人’之才。”

他巧妙地将名家抽象的“名实之辩”，拉回到具体的人才管理实践，用“考核”和“实效”来回应，让人无从诡辩。

整个下午，项云面对来自不同学派的轮番诘难，始终沉着应对。他既不固守一家之言，也不否定对方学说的全部，而是以其超越时代的系统思维和务实取向，抓住每个学派理论中的核心矛盾或与时代脱节之处，结合薛邑的真实案例，逐一剖析、化解。他谈农业改良时引用数据，谈商业运作时分析利弊，谈人才管理时阐述机制，所言皆落到实处，既有高度，又有细节，与当时许多学者空泛的引经据典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他提出的“效用优先于空名”、“发展是实现仁义的基础”、“制度化管理优于人治”等观点，虽然表述方式符合当时语境，但其内核却充满了现代理性精神，让许多习惯于形而上学辩论的学者感到既新奇又难以反驳。

孟尝君在一旁聆听，心中赞叹不已。项云不仅维护了薛邑的立场，更在某种程度上，为战国乱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、务实强国的发展思路。

辩论结束时，虽未有一方被完全说服，但项云以其渊博的学识、清晰的逻辑、尤其是紧扣现实的全新视角，彻底打败了众人对“孟尝君门客”的刻板印象。许多原本带着偏见而来的学者，开始认真思考他的观点。稷下学宫祭酒在总结时，也不得不承认：“项先生之论，别开生面，重实效而黜虚言，于当今之世，颇有启发。”

项云之名，一夜之间传遍稷下学宫，并通过各国士人之口，迅速向列国传播。他不再仅仅是孟尝君的神秘智囊，更是一位提出了引人瞩目新思想的理论家。这场舌战群儒，不仅化解了孟尝君面临的舆论危机，更意外地让项云本人，在这战国的思想星空中，点亮了一盏属于他自己的、闪烁着务实与理性光芒的灯火。而这灯火，必将吸引更多关注，也必将照出更深的暗影。